张险峰 教授级高级规划师，国家注册规划师，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与规划建筑专业如何结缘？

      张险峰：在高考还未恢复的年代，大部分人家都不怎么关心孩子的学习，孩子天天在外边疯跑。应该感谢我的母亲，她是个很有见识的人，她主张要让小孩子多学些本事将来用得上。她通过朋友关系，让我进入了齐齐哈尔市青少年宫美术班学习，从小学二年级开始直到小学毕业，学习了人物形体、素描和水彩。本来经过筛选考试我是被留下来继续学习的，可新学期开始后去原教室报到，却发现大门紧锁，既没有任何新的通知、也没看到一个可以问询的老师，加上当时我已如愿考取了省重点中学，未来的高考将成为新的目标，也就没有再深究美术班的事，从此就与美术学习暂时告别了。不过，我与艺术的缘分并未就此结束，因为我就读高中的齐齐哈尔市实验中学非常重视素质教育，在音乐、美术课上都设置了艺术欣赏课：音乐课是欣赏交响乐，认识各种乐器及其声音特质、在演奏中的位置配置，用耳朵去识别各类器乐发出的声音和方向；而美术课则是老师播放和讲解从国外进修带回的西方美术史幻灯片，从古埃及、古印度、巴比伦到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从罗马风、巴洛克、洛可可一直讲到印象派、立体派，把西方艺术史深深地镌刻在了我的脑海中，让我早早地就对西方的绘画、雕塑、建筑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算是在美术学习基础上的一次理论熏陶。而这些启蒙教育为我未来的职业选择做了最好的铺垫。

      我小时候很淘气，喜欢冒险，经常是“长”在房顶上。那时候孩子们也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上学时间也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想方设法地玩，登高上瓦、到处疯跑就是最常见的玩法。我家周边是连片的平房区，一趟趟的大平房和后来越盖越密的仓房紧挨在一起，高低错落连绵不绝，我们就经常爬房顶、爬烟囱、藏猫猫，坐在房顶讲故事、看日落，所以从高处俯瞰城市就是我从小培养的乐趣，没想到后来成了职业的需要。当年的建筑工地是又一个好玩的地方，偶尔我们会趁着工人下班看管不严的机会，偷偷摸摸潜入工地，在未完工的建筑里摸黑探险。工地里搭建的脚手架、跳板、未装护栏的楼梯、没有户门的连续通道等，都是带给我们神秘感和神经刺激的乐趣。

      这些儿时的经历让我从小就跟建筑和空间结下了不解之缘，按今天的说法也算是一种自然的“养成式”教育吧，就像有的人家孩子学钢琴、有的踢足球、有的练书法，而我则是通过爬烟囱、上屋顶、玩工地体验“空间”带来的乐趣。在这种玩耍中，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对建筑与空间的认知和熟悉，后来能进入规划建筑行业并乐此不疲，也算是一种奇幻的安排吧。

      能与规划建筑结缘，也要庆幸当年克服懈怠心理参加了美术加试。在全国统考之后，黑龙江省对报考建筑、艺术类专业的考生有个美术加试。考试那天早上，我背着画板去事先通知的市教师进修学院考场，当我到达楼门口的时候，门卫大爷却告诉我考场改到了马路对面的市一中。当时开考时间已到，我差点就想放弃了，但转念一想既然不远就去看看吧。我赶紧跑到对面的一中校园，因为当时已经放暑假，校园里一个人影都没有，我沮丧地再次想弃考。幸亏走进的第一栋楼的第一个教室就是考场，我才赶上了这场对我一生非常重要的加试。虽然迟到了十几分钟，但因为画几何石膏素描对我来说很轻松，因此还是很顺利地完成了考试，我因此得以成功进入了梦想中的建筑系，但意外的是被调剂到了刚刚设立的城市规划专业。后来想想还是挺庆幸的，这虽是一段小的插曲，却影响了我的一生，从思想观念、职业生涯、恋爱家庭、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当时稍微懈怠一点、没去全力以赴地去找考场，这辈子的人生轨迹说不上是啥样子了。

      第一志愿报就是规划或者建筑吗？

      张险峰：在填报志愿时，我在第一、二档中填报的第一志愿都是各校的建筑学，其他都不考虑。这除了上边所说的原因之外，最主要的还是听了身边一些懂行人的建议，才明白建筑学是最符合我的兴趣爱好的。在高考成绩出来后，我父亲在五七干校插队时期的一位老战友、后来当过市委组织部领导的（他弟恰好是哈建工建筑学早期毕业生，当时是大庆城建行业的领导），他对建筑行业非常了解，而且也了解我的美术特长，因此极力建议我报考哈建工建筑学。他当时分析说，改革开放后国家将进入大发展大建设时代，建筑学非常有前途，毕业分配也不用愁。也是在这一节骨眼上，我哥哥的一个同学、当时就读哈建工建筑系，正好来家里串门，听说我在报志愿，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还跟我说了很多专业上的事，尤其是说到可以跨着相机全国各地跑、学校还给买相机补贴，我就更加心动了，这才是我向往的大学生活。在齐齐哈尔建筑公司工作的小舅也力挺，给我吃了颗定心丸。班主任听了我的想法和估分情况后，也支持我把哈建工建筑学作为第一志愿，他对估分与学校和专业匹配的研究是非常精准的。就是在这么多的亲朋师友共同关心下，我才如愿以偿地选择到最适合自己的学校和专业。

      从事的职业与年轻时候的梦想是否契合？

      张险峰：从性格和爱好角度讲，我现在的职业和小时候很多梦想不谋而合。小时候院子里很多人叫我“白活蛋”，因为我特别会编故事讲给小朋友听，讲起来就没完没了。我曾编过一个至今都让我难忘的故事，是说一个像是特种兵的人，他样样全能，一会儿去运动会参加跑步、跳高、投掷比赛还都拿到冠军，接着又被叫去修理汽车，回家接着写论文投稿拿大奖，有时间了还像旅行家那样到处去旅游观光。其实我小时候都没有太多的书可看，编故事完全就是凭想象，说明我很向往这种全能型、有丰富经历的人。就像是有的人擅长钻研某个领域，是拿单项冠军的料，这是一种成功的标准；而我小时候编的这个故事说明，我更向往人生的丰富体验和全面发展。我现在从事的城市规划工作就很符合这个方向，它需要多学科知识、技术集成、资源整合，是多元体验和专业性的结合。城市规划有个特点，就是研究面非常广，从技术、经济、社会、环境、人文、艺术到人的需求，都要有所涉猎有所研究，这体现了多元化和丰富性，和我的人生追求高度一致。还有就是城市规划强调宏观战略视野、开阔的思路和大气的格局，又能延伸到精微细致、严谨规范的落地实践，尤其是在每个环节都能融合艺术创作和自由的想象力，这些都是我最为喜欢的地方。能把自己的人生追求跟喜爱的职业高度契合在一起，也是一件幸事。

      在学习阶段和工作后，这些追求既有默契的时候，也有意想不到的时候。当我进入校门的第一天，就从心里向往建筑学，不理解城市规划是干什么的。学习测绘、给排水、规划原理时，我越来越迷茫，觉得越学越虚。反而是建筑学的设计课、设计原理、人体工程学等很直观，能抓得住，以画图为主的学习也让我放飞梦想。而规划更注重理性的分析，画图也更多是平面的功能安排，效果图的表达并不是重点，这让我感觉离梦想很遥远。所以在考研究生时，我就转向了规划与建筑中间地带——城市设计方向，师从郭恩章先生，想着继续在空间造型和设计方法上深耕，而且在学期间参加的设计竞赛、设计实践仍围绕着建筑设计、场地设计和表现图，大尺度的规划项目基本没碰过，所以当时仍没找到规划师的感觉。在找工作单位时，我只找了两家规划单位，一个是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一个是北京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其他十来家都是北京和深圳的建筑设计院或事务所。但因为我的毕业证上写的是城市规划专业，加上要写毕业论文而没有大段实习时间证明自己的设计能力，因此顶级民用建筑设计院没有发offer给我，反倒是一些部委的专业设计院，像是电子部十院、有色冶金研究总院等给我发了录取通知书。综合考量后，我还是选择去了中规院。一来是作为建设部直属科研事业单位，中规院在规划领域是龙头老大，学习历练的机会多；二来是在找工作过程中，各单位领导都把专业背景当作进人条件，这也提醒我所学专业的价值和用人单位是如何看待专业型人才的。但即使到了规划院我也没死心，总想着往建筑设计、城市设计上靠。而我的几位领导都跟我说，要看到自己综合能力强的优点，往规划行业多面手的方向努力；规划师是解决问题的，不论是宏观、中观还是微观的问题，不要总想着当个只会做某种类型项目的规划师。这些金玉良言成全了我，让我有了全面历练和成长的机会。当然这也需要一定的机缘，如果接手的都是某一种类型的项目，那也没得选；但当时的环境就是碰到什么活就得干什么活，你什么都得练、什么还都要做得好。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真正明白了当年领导们说的话，规划其实就是为解决问题而存在的，能力强的人，其实不分专一和综合，都可以胜任。正是这段业务经历和领导的刻意培养，我才有机会在各个层次、各种类型的规划项目上都有机会参与实践，始终面对新的业务类型、不同城市问题的挑战，在解决问题过程中，不断学习新的知识，思考和探索技术方法，提高面对各种挑战解决问题的能力。

      校园生活中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张险峰：要说印象最深，还是那些老先生们。我们刚上大学时，很多老先生刚从牛棚、农场、工厂解放出来回到学校，他们有一腔热血，想在有生之年多干点事，无论是搞科研、带学生还是做设计，都劲头十足。他们给我的启发和印象特别深，不仅在职业教育上，还在职业精神和事业追求上。比如李婉珍老师教我们建筑初步时，有个同学在画平行排线的时候慢慢画偏，李老师一眼就看出来并耐心地指出，同学不服气拿尺子去量，偏差只有一两毫米，于是气的直抹眼泪，这时李老师反倒不好意思了，一个劲儿安慰那同学。这种眼力和较真儿、以及对待同学的慈祥态度让我折服。还有，当时我们跟老师一起做设计竞赛，老师对待学生们都非常公平，在设计费或奖金上一视同仁，按工作量分配从来不克扣同学。我曾跟郭恩章先生做过全国试点小区哈尔滨嵩山小区的方案和施工图设计，在我毕业一两年后他才拿到项目结余款，那时我已经在北京工作了，他来北京出差时，交给我一个厚厚的信封，里面竟然装了好几千块钱的设计费。这对于刚刚毕业、每月仅拿一百多块工资的穷小子来讲，可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就像是雪中送炭，让我感动好久。跟梅季魁、韩原田、王金等老师也干项目，他们不但教会我做实际工程项目，对年轻学生也是一样的厚道和慈爱。

      另一个印象深刻的是给了我思想启迪、开阔视野的阶梯教室。在上大学之前我是没见过阶梯教室的，所以入校后，阶梯教室的空间样式和宏伟的尺度让我感到非常新奇，414、296这些大教室的名字至今记忆犹新。在这样一个开放、包容的环境中，感受思想的碰撞交流，是一段令人珍惜的时光。我在阶梯教室里听到的第一堂振聋发聩的报告，是一个美术评论家的演讲，报告内容跟我之前接受的规范教育完全不同，思想前卫、言辞激进，对中国传统文化糟粕进行了无情鞭挞。这堂课让我的思想受到巨大的冲击，在改革开放的大时代下，在一直围着数理化和高考指挥棒转的背景下，突然听到这种文化反思的呐喊，才觉悟到可以换一种角度去思考我们曾经被灌输和习惯的东西。

      在阶梯教室里我们还上了第一堂规划大课，是我国规划界元老、哈工大早期校友、曾经担任过兰州副市长的任振英先生的讲课。当年他已经不年轻了，腿脚也不太利索，由老伴和女儿陪同来哈，在工作人员搀扶下缓慢走上讲台。第一课并没有讲专业知识，而是讲了日占时期他在哈工大从事地下党工作、后被敌特发现逃往苏区，再后来在兰州为解放军西进设计建造桥梁的经历。第二堂课，他从城市规划概念讲起，讲了规划学科在共和国历史上的发展和对国家经济建设的保障，这是我们的规划启蒙教育课。他还讲述了亲自参与的兰州市总体规划，记得讲到风玫瑰图对于兰州石化、工业、居住等布局的影响。现在想来，能有幸当面聆听我国规划奠基者之一任振英老先生的授课，真是人生幸事。

      还有就是在阶梯教室听外教讲座，也是大开眼界。英文外教是国际组织从美、加等国遴选来华支援英语教学的。我们学校当时分配到三位外教，一女两男，老中青结合，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在晚上开讲座，内容都很有趣。印象很深的一次是有个外教讲美国大选，当年里根是竞选人。那老师张嘴的第一句话就是“Reagan is an actor”，那种调侃的语气和不屑一顾的表情让台下的听众哄堂大笑，以这种态度谈论本国领导人，可是中国人从不敢想象的文化差异。类似这种交流不断上演，让我这从未出过远门的青年学子一次次感受到不同思想和文化的冲击，从思想单纯逐渐走向学会思考。

      马路大学的“圈楼”文化也是令我印象最深的。我们校园有两个圈楼，一个是大圈楼，是一座近代建成的欧式古典建筑，上课、吃饭、打球、图书馆、大礼堂都藏在里边；另一个是小圈楼，就是六层高的宿舍楼，楼的平面是凹字型的，中间有个锅炉房和煤堆场。上学时要从小圈楼穿越西大直街去大圈楼，也偶尔会发生交通事故。后来为了安全修建了地下通道，交通事故就再也没发生了。马路大学的好处，就是在上学路上可以看风景、看路人的穿衣戴帽，感受城市生活气氛。课余时间随随便便就溜达到南岗中心了，买东西、看电影、吃冷饮，再走远一点就到松花江边了，这些活动弥补了没有校园的弊端。去大圈楼上学时，我们除了背着书包还要挂着饭兜，里面装着饭盒和勺子，叮叮当当响一路，后来食堂增加了储碗柜饭兜才消失了。上课时还会带一个椅垫，那不但是为了保暖，更重要的是用来占座，在大教室放个椅垫座位就被预定了，那是个很单纯质朴的年代。当年其实我们还是挺羡慕在其他学校上学的同学，校园大，有正规足球场、篮球场、游泳场甚至是公园绿地，我们却只有圈楼中间一个迷你足球场和2块水泥地面篮球场，地下室虽然有个室内篮球场，但人多僧少很难抢到。

      工作三十余年，规划工作带给你的快乐是什么？

      张险峰：我认为，这个职业的快乐主要在于通过我们的主动谋划，能让一个地方的某些方面得到明显的进步、改善或发展，并看到实际效果。就像建筑师设计一个作品，建成后得到人们的赞誉，那肯定是最快乐的事。城市规划也是如此，只不过它变为现实的周期更长，效果也没那么立竿见影。比如做一个城市的发展战略，落地需要很长时间，而且落实后也不全是规划师的贡献，还涉及决策者、执行者、运营者等很多环节。比如规划后招商引资能否按产业路径来、企业家经营效果怎样、历届管理者是不是都能按照规划蓝图去执行，这些都不是专业技术人员能掌控的。不过，在做规划过程中，还是有很多规划点子、策划或方案，能通过一段时间显现作用，令人欣慰和自豪。

      比如1996年我们做云南大理市总体规划的事。大理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整个环洱海地区也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大理古城外围设立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就与古城格局保护形成了冲突的焦点。旅游度假区的范围紧挨着大理古城墙，一旦建设尺度和规模失控就会对古城古朴雄浑的气氛和形象造成不利影响。当时度假区的边界还没有定死，我们提出调整边界、控制建筑总量和高度、控制建筑和屋顶形式的建议，通过方案研究和说服解释工作，获得了州、市两级领导的认可，规划管控内容纳入了法定规划条文中并得以执行，现在来看还比较成功。不敢想象如果古城旁边高楼林立、过度商业化开发，对古城整体氛围的破坏会是什么后果，靠古城拉动文化旅游的愿望也就无从谈起了。还有，当时大理市已经进入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起步期，面临很多投资诱惑，我们要规划好在哪里搞工业、哪里发展房地产经济，更好顺应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过研究确定将离大理古城十几公里外的下关城区作为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的主战场，在下关东南象限的凤鸣镇、也是马上要通火车的一个镇区，作为新的产业发展组团一并纳入规划。下关作为州市两级党政办公中心和人居、经济建设的重心，凤鸣镇组团布局工业和物流产业，大理古城得以保持原貌，专门发展文化旅游，苍山洱海之间则保留田园风情和白族特色民居。这一组团式布局很好解决了大理的历史名城和风景名胜区保护、环洱海生态景观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后来环洱海遍地开花的无序建设和对洱海水质的破坏，以及受到环保督查查处而拆除大量违法建筑，恰恰从反方面印证了违反科学规划产生的不良后果。在我们完成总规多年以后，我夫人因公去大理出差，巧遇了当年一直陪同我现场工作的规划科长，他说“还是当年那版规划做的最好”，听到这番话我的内心无比欣慰和自豪，这是对一名规划师最好的评价。由于印证了我们规划的正确性所产生的快乐是最好的褒奖，而这种体验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还是很多的。以事实印证的成就不断激励着我，让我认识到自己的价值，也推动着我不断前行。

      用专业眼光和技能提交满意的答卷、用最好的案例和经验来说服甲方，让他们看到专业的力量、让宏伟蓝图通过大家的努力变成现实，这就是规划人的快乐。这种快乐建立在知识运用过程中，以专业性的技能与各方利益进行博弈并最终获得认可的基础上。如果没有这一博弈的过程，就像是拳头打在了棉花包上，反倒缺少了真实的反馈感受。在博弈过程中，一方面是对技术能力的考验和培养，是在不进则退的争辩中不断脱胎换骨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对科学理性和价值观的坚守。城市发展既要保护又要发展，在保护过程中，要考虑老百姓就业、城市增加财税、拉动就业增加工业产业等很多问题，要综合完整地考虑，通过空间布局手段、政策制定等多种方法推进规划理想的实现。而当看到自己的规划、哪怕是部分成果或一个建议——实现的那一刻，欣悦之情油然而生。

      职业生涯中有哪些困难和遗憾的时刻？

      张险峰：经历了太多的规划实践，也有很多时候是说服和打动不了决策者的。成功的案例虽然让人津津乐道，但没被认可的事件则更让人刻骨铭心。我第一次参加的高规格设计竞赛就是以遗憾谢幕的。那是一次我国最著名的水电管理区的保护利用规划竞赛。当时主坝即将竣工，主办方为水电站的后续运营和管理区的转型考虑，决定举办一次设计竞赛。大坝下游是工程初期建设的管理区，常住有几万人的职工和家属，是一个相对完备的小社会，有管理办工用房、职工家属宿舍，以及礼堂、食堂、学校、操场等一应俱全的配套设施。我们接到竞赛邀请，同时还有其他几家有名气的单位参与。项目时间只有三个月，我带着几个刚毕业的年轻人日以继夜地研究案例、讨论方案、画草图写文本，最后几天甚至吃住在办公室，到效果图公司盯效果图和动画制作。我们方案的总体思路是基于大坝从建设期进入生态修复期的立意，将坝区作为旅游景区单独划定了游览区，将工程建设管理区的一部分保留下来作为后期管理基地，把水电工人建设时期的奇迹壮举、生活生产文化痕迹保留下来，打造成一个具有教育意义和工业遗风的旅游特色小镇；在沿江岸线强调对工程破坏面的生态修复治理，为此还专门邀请了生态学方面的专家做了生态修复专题，把多种生态岸线修复技术融入方案。我们自认为对这一重大工程是高度负责任的，在理念和方法上充分借鉴和应用了国际先进经验做法，在表达形式上也动足了脑筋。可惜结果出来后我们的方案没有中标，中标方案在江岸上做了大量形式主义的花海、很多伸入江面的高架景观栈道和景观塔，不知是不是这些花俏的表现征服了业主，但在我看来这完全不符合生态理念和中国传统自然观，即使从商业运营角度考量也难以成立。后来实施方案好像也没有按中标方案的形式弄，这更让我感到竞赛组织的随意性和与如此重大事件失之交臂的遗憾。如果技不如人输掉竞赛我是心服口服的，但栽在这种方案面前很难让人服气。不过后来经历的事情多了也就逐渐释然了。面对不同时机、不同背景的决策者，规划师在大部分时候是很无奈的。天时地利人和才能让好的设计有个好的归宿。当然在国家大院的技术管理体系下，要想出现重大技术判断失误还是少见的，起码在我的经历中是没出现过的。

      规划碰到困难的时候就可就多了。这些困难有的时候来自自身知识的匮乏，有的时候来自时事的局限，更有很多时候来自不同利益群体对同一事情的不同态度。知识不足可以不断努力去学习，所以年轻的时候不论是出差路上、还是回到家里，总是手不释卷，因为规划师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越学越感觉不够用。但遇到不同群体对设计方案的激烈争议，那就不是靠知识和技能就能摆平的了。比如对待一条城市道路，断面是设计得宽一点还是窄一点，不同的领导、部门就会有不同的想法，要是单纯从技术合理性角度来讲可能很容易说清楚，一旦参杂了过多其他因素，比如高大上的形象要求、包装和使用国债等的角度考虑，那结论就会大不相同。你在想方设法帮他节省用地、节省老百姓过路时间，可别人却另有想法，一时也很难说服别人，所以有的时候要学会接受。作为专业技术人员，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把事情研究透、把该说的话说到位，尽到自己的责任、问心无愧就好。

      近年来，外部大环境的变化和科技促进生活方式的快速变化，给我们带来很大挑战；尤其是发展阶段的转型和全社会口径的规划资金投入紧张、规划类型的转变，对规划行业的发展带来很大冲击。这时就需要我们加强时事学习、加强对新型业务的研究，更多寻求与不同专业之间的互动和跨界合作，整合更多的知识技能，适应城市和市场新的发展态势，为城市和人的需要提供更专业化的服务。

      规划行业发展至今，未来规划师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提升呢？

      张险峰：到2024年底，我国城镇化水平已达67%，农民进城和土地扩张速度放缓，甚至有些城市发展停滞，社会治理变得日趋复杂，经济发展动能和治理方式都面临新的调整，这些对规划行业的影响非常深远；而且未来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科技进步影响还会加速演变。规划师要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就要养成终生学习的习惯。同时，我们还要牢记一个基本概念，就是规划本身是从问题出发去寻求解决答案的行业，而不是仅凭空谈理想去勾画自己心中的蓝图，也非一成不变地将学来的知识拿来到处用，这就要求规划师要有解读社会、解读问题的能力，根据实际需要输出我们的知识和能力。现代城市规划本就起源于解决城市病，像欧洲工业化快速发展带来的污染、人与自然割裂等问题，催生了英国的公共卫生法和现代规划方法；但规划师解决问题的路径则是要先构建一个理想模型，从此出发指导实践。从乌托邦的理想国、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再到后来建筑和规划大师们用现代主义方法、有机分散理论、社区理论、区域主义理论、生态城市理论等来解决城市问题。

      如今，我国已经进入存量增长阶段，就是说不论是土地资源的投放、还是对耕地与自然资源的占用，都到了要严格控制的时代。这意味着我们今后的主要工作，就是围绕着如何更好地利用建成的存量建筑与空间、自然和农业资源，让这些资源要素的组合配置更加合理、高效、可持续，更具品质和魅力，这就是中央在城市工作会议中提到的“内涵式发展”的意义。以北京地铁为例，北京建了很多条地铁线路，但因为各方面原因，很多地铁站与地面的开发和功能结合不好，因为早期建设时人口和产业的分布并未考虑以轨道交通的发展来带动和串联，今天来看这就是机会，通过规划布局和功能的优化，不但可以提高地铁站点周边的开发强度节约土地，而且还能促进商业消费、方便群众生活，可谓是一举多得，这就是城市更新。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抓住新的窗口期，通过存量时代的城市更新来提升城市品质、提升自然生态环境品质、提升农业生产效率。这方面的工作量和任务将来会大量涌现，不管是建筑设计还是规划设计，我们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在大转型时代，规划师的知识体系、技能都面临重构，这个过程很痛苦，也是大浪淘沙的过程。过去学工科出身的建筑师规划师以画图做方案为主，按照标准规范、业主要求确定方案面积规模、功能组合、形式风格等，经过修改完善讨论后定案，再进行施工图设计、配合施工验收等程序，这是一个成熟的工程思维和建设流程。但存量时代就不同了，已经建成的空间和实体都有使用主体和产权主体，涉及到不同利益群体，意见和诉求多样。所以规划师首先要加强与各种利益群体的协商协调能力，这需要社会学、管理学、甚至是法律等多方面的知识，要把自己的经验和技能转化为游说本事，说服各方达成共同目标，才能推出大家都满意的方案。如今的责任规划师、城市总师所扮演的角色正是适应这一需要而诞生的，将来会更广地普及。

      还有就是我国规划体制改革带来的深刻影响。以前我们习惯于在城市里做文章，后来拓展到区域研究和规划，如城市群、都市圈、城乡一体化等。但自上而下的规划体制改革后，将山水林田湖草沙与城镇村、基础设施和矿山等全要素，以及从国家到省市、再到村镇，覆盖各层次，全部纳入到一个规划体系和治理体系中来，并以数据库作为信息汇总和监督管控的手段，使国土空间规划治理走上全口径、信息化、法制化的道路，这在我国规划史和城市发展史上都是从未有过的重大转变。很多规划师都经历了这些年编制国土空间规划的痛苦转型过程，有的人甚至都没有坚持到最后，但有很多机构、学者和规划师却从中找到了新的方向，比如全域综合整治、生态修复、矿山治理、搭建规划数据库、城市体检评估等等。其实这一轮遍及全国的国土空间规划，由于是一个创新性工作，还留有很多悬而未解的问题，也有很多地方在规划中留下遗憾，这也为规划师不断拓展新的业务、持续优化规划提供了机会。

      未来规划师还需要培养领导力。当政府部门、企业、业主、运营机构、专家学者等各方围绕工作交流时，规划师要能促成不同利益主体达成共识、不能偏颇，还要将理想贯穿其中解决问题。毕竟各方专业、行业背景不同，能统筹起来规划师就发挥了作用，否则谁都可以替代规划师的工作了。未来规划行业和学科建设都需要重新梳理知识储备，转变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要么规划师往这个方向转变，要么其他专业的人转型成功成为新时代的规划师，比如社会学、法律、工程甚至销售人员，谁胜任这些工作谁就是规划师。像是田园城市理论的提出者霍华德先生就是个账房先生，柯布西埃是建筑师，雅各布斯是专栏作家，但他们都贡献了影响几代人的规划理论和实践。规划师如果不充实自己，就可能被别人取代。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一定会有人想干、一定会有人能干，需求是不会消失的，消失的只有跟不上形势的人。

      传统建筑师和规划师在空间思维方面有优势，我们能在空间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构筑理想化或现实化模型；在成果表达和运用上也占优，因为城市规划和建筑学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的人，人在空间中的行为和活动都不能脱离空间而存在。空间要与人互动，提供健康和身心愉悦，只要人还在空间中活动，建筑师和规划师就有事可做。空间不仅包含物质的东西，还隐含大量非物质的东西，如文化符号、审美、气场、吸引物等，还承载着经济现象和网络信息等，这些都会影响空间，所以我们要研究的东西更多。

      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是一步一步发展的。我们开始是用大数据分析问题，现在已非常普遍，比如用手机信令、企业调查、社会调查等公开数据分析人的时空分布，这是统计局发布数据所无法涵盖的。现在的研究都是空间属性的、持续的，能清楚了解人们的出行路线等。有了大数据和数字化，工作就更好开展。再往前就是智慧化管理，现在很多天眼等设备可以捕捉和管理信息，城市信息和规划蓝图等可以入库，成为决策和规划设计的依据。将来智能化会带来无人驾驶、无人机、机器人等，被动信息会变为主动行动，机器人的空间行为与人不同，无人驾驶汽车接送人也可能与现在网约车不同，可能会实现人和人拼车，在车里开会、上网等。智能化还会改变我们的出行、会议和工作方式，比如异地办公已经很常见，未来感知系统会更强大。

      以前有很多关于未来城市的研究，杂志和电影里都有很多前卫的构思，如地下城市、月球城市、垂直城市、太空城市、飞行城市等。现在关于未来城市研究的资料似乎变少了，但以前年轻时我经常看相关杂志，感觉很有意义。好莱坞电影里也有很多未来城市的畅想，一些中东城市在建设中融入了气候适宜性设计，如沙特阿拉伯的带型城市，应对沙漠气候做得很好，用了很多太阳能和风能发电，广场设计也很巧妙，街道狭窄且两侧布满阿拉伯式建筑，底层开店、对外封闭、内部穿行，很有意思。未来城市的研究值得期待，它能让我们从过于沉重的现实考虑中解脱出来，有更超前的思考。

      城市发展新阶段下，国内外的更新经验能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呢？

      张险峰：我们和国外的情况确实有差异。我国已进入存量发展时代，中央报告也一直强调限制增量、盘活存量、高质量发展，未来更多要在存量上做文章。而西方发达国家更早进入存量更新时代，因此很多适应更新的政策法规、规划设计理论方法、技术手段，尤其是文化保护利用和振兴城市经济的组合拳，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经常出国考察的人会发现，出国考察看新城新区很少，大多考察城市更新项目，最经典的如伦敦金丝雀码头、德国汉堡港、利物浦码头区、纽约高线公园等。西方国家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就已经走过了快速发展期，随着产业和能源生产向亚太欠发达国家转移，曾经用于工业生产和运输的“棕地”大量闲置，城市经济动能不足、失业和老龄化等问题日益严峻；而且欧洲很多老城历史遗迹多，有的破坏严重急需修缮。于是这些国家更早进入了城市更新时代。

      借鉴国外经验，首先是告诉我们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规划建设重点就要转到城市更新上来，这是城市作为一个有机体生长发展的客观规律。其次，要重视和善用城市的存量资源，利用更新带动新的发展模式和产业税收。以利物浦码头区为例，它曾是港口型资源输出城市，随着经济全球化，制造业外迁、港口功能彻底丧失，土地和建筑大量闲置，国外把这类地区称做“棕地”。他们重新发掘这些地方的土地价值、工业遗产价值、滨水区景观价值，通过再规划，重新植入新的功能业态，引入Beatles乐队的唱片店、歌厅、酒吧等，带动写字楼等租赁业发展，把滨水地区整体激活，为此还争取到“欧洲文化之都”，让全年活动都围绕这一文化品牌展开。这启发我们，在更新时代，要从研究空间形态，转变到将空间与功能策划、文化品牌营造相结合的新业务模式，让存量资源焕发新的生机活力。

      第三个启发是城市更新要先通过能生钱的项目带动公益项目。如果只讲公益和情怀，如给群众提供更多的广场、步道、健身娱乐场所，但没有投资来源、产生不了经济效益，更新就会走不远。以美国高线公园为例，它曾是废弃铁路，深入城市腹地，铁路运输时代结束后沿线土地荒废、仓库和铁路用房弃置，导致土地开发割裂、犯罪率增加、地方萧条。但有志之士发现其价值，铁路本身是遗产，两侧废弃土地和楼宇有商业价值，纽约也需要这样的线性化公共空间提升宜居品质。他们将价值和公益属性巧妙结合，成立高线理事会，动员铁路产权拥有者、地产开发商、热心人士和规划师共同讨论，认为此事既能实现公益社会价值，带来曼哈顿岛西边的公共绿带和活力空间，又能带来商业价值和利益，于是决定行动。铁路产权拥有者将铁路无偿捐献给纽约市政府，使其成为市政府资产，然后谋划方案，保留铁路并改造成高线公园，设计成有体验感的步行道，高架部分不影响城市交通，贯穿两侧腹地土地，还进行生态修复，营造各种场景，让不同人有不同感受和体验，同时进行沿线土地再开发，新建了写字楼、咖啡店、美术馆、公寓住宅等。它将社会公益和商业模式巧妙结合，成为城市更新的典范。所以城市更新要琢磨能下蛋的“母鸡”项目，即既好看、又能持续生钱的项目，好看就是让老百姓看到实惠，生钱是通过场景塑造和商业经营让空间产生效益，政府可以拿到更多的收益去做更多的更新。

      在做郑州城市更新专项规划时，我就提出“抓两头带中间”的策略。郑州作为中部地区城市，资金有限，要抓两头，一头是保民生保底线工程，这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城市安全韧性。比如郑州一场大暴雨造成地铁、立交桥下被淹，还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这就是城市底线问题，在更新中必须作为首要任务来抓；同时通过城市体检找出老百姓衣食住行的痛点，解决最难的问题，让百姓有收获。另一头是能赚钱的项目。郑州有百年商埠老街，但在当下网红时代知名度大不如前，现在提到知名商业街，人们会想到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路、哈尔滨中央大街、成都春熙路等，却很少想到郑州的。现在中央都在强调拉动内需，而随着网络销售的红火，没有吸引人的场景体验和特色产品，就无法产生客流带来消费，也就无法实现城市经济结构转型和动力提升。所以我们把这样的项目作为城市更新的触媒项目和引爆点，再谋划一批产业园区项目，让城市的二产三产都有提升的动力。带中间，就是说有钱了就多干点、没钱就慢慢干，避免撒芝麻盐式的低效更新。中央刚出台的《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指导意见》中提出“持续推进”城市更新，我觉得这四个字用得好，城市更新不是短期能完成的任务，必须要从体制机制和思路上有更长远的打算和部署。

      城市规划应该走向精英化还是法制？

      张险峰：城市规划当然要走法制化道路。以前有个说法叫“精英式规划”，但在很多年以前这种思想就被西方规划学界所摒弃了，现在更多是“沟通式规划”或“参与式规划”。中央会议一再提“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就是说规划的目的和最终的归宿都是为人民服务。人民的定义是很广泛的，包括了社会各界方方面面，比如不同年龄层次、教育背景、利益群体等，所以规划要了解各类人群的需要，根据他们的需要而制定适合的方案，而不是由所谓的“精英”来代替他们做决定。尤其是进入城市更新时代，参与的主体更加多元化，既有制定政策的地方政府、具体执行的基层政府，也有改造投资企业、商业运营企业、居民、物业管理者，利益的协调要靠更多的调研手段、工作机制、决策机制来保障，因此在规划理念、工作方法、治理手段等方面都要变，不能像过去那样简单粗暴。而这都需要法律赋权，比如在更新中各方主体的利益保障、产权人与经营者收益权与责任、利益受损者补偿及受益者出资等，法律还有很多亟待健全的方面。比如更新中对一条街道进行立面整治，不能不考虑居民意愿就强行整改。随着法制化和机制健全，这些问题会逐渐减少。政府不能随意动居民的“蛋糕”，即使有理由要求整改，也要考虑资金分担和整改后的效益。比如历史街区整改，政府和居民按比例出资，整改后整体效益提升，居民的房产价值和经营收益也会提高，但是不是也要承担一部分成本呢？大家达成共识，项目才能推进。

      国外住房私有化程度高，城市更新更多是个人事务，但从社会责任角度，政府也会投入一部分资金，用于改善教育、提高社会安全感、完善公共服务配套、改善交通条件等。上海在老旧小区改造中，给居民加装阳台或室内面积，按成本价收费并写入房本，打通房屋产权管理和更新改造的关系，这种机制很合理。同时，更新过程中要考虑对周边邻里采光、通风、视线等权利的影响，需要通过法律制度安排规避邻里纠纷。此外，对商业运营机构的法制化保障也很重要，比如厂区厂房改造，涉及国有资产转移、认定和与民营资本衔接问题，要解决好国有资产流失和评估问题，让运营机构和投资机构能安心使用资源，将有价值的资产变成IP和消费场景。